称2005年的图书出版为《红楼梦》年，实不为过。这一年至少有几十种红学书借红学在学界和媒体的红火之势争相出版并获热销，诸如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周思源等各位红学研究工作者们都趁势做起了新瓶灌老酒的生意，王国维、俞平伯的红学论著也被整装再版，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索隐学争论不断，孰是孰非难以确定，惟一确定的是红学养活了很多人。同样，刘心武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秦可卿身世之谜，在此基础上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3个月内销出20万册,可谓赚了个钵满盘盈。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从对秦可卿的原型研究入手，揭示了隐藏在《红楼梦》字里行间和文本背后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过刘心武称这并非其最终目的，他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在蔡元培先贤关于红学研究 “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八字方针的庇护下，在他认为的红学研究这个公众能够共享的学术空间内，“苔花如米小，也作牡丹开”，充分发挥他小说家的想像力，导演了一出充满着神秘和悬疑的清宫戏，在文字与文字的游戏中演绎起了福尔摩斯式的探案惊奇。《红楼梦》居然可以这样看？这出悬疑甚至惊悚的清宫戏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素有窥探欲望的市民百姓们的宠爱，当然也遭到了以红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主流红学界对其学术规范的质疑，并引发了一场场口水仗，愈演愈盛，乃至激起了知识分子研究红学是否是一种堕落的大讨论。

几近被唾沫淹死的刘心武却不卑不亢，沿承其揭秘路线，面对想死他了的粉丝们和想他死了的反对派们我行我素地推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该书接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揭秘秦可卿、贾元春等的十八篇往下讲，继续揭秘金陵十二钗中的另外几钗，包括妙玉、钗黛、史湘云、迎春、叹春、惜春、熙凤、巧姐、李纨，这些大小姐身上的谜团揭完后，继续揭副册、又副册，最后将情榜揭了个透，两书汇为合璧。

如果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让身为作家的刘心武在红学界这个大观园中混了个脸熟，也讨得些银两满意而归，那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则显然可以称得上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类似刘姥姥编故事逗乐子式的文本叙述中，使红学界大小人物来了个集体亮相———相信在此次红学大论争之前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红学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们的尊姓大名，更不提他们的代表性红学成果，同样相信此次红学交锋后诸如陈林等红学新秀们也会在大观园的舞台上越演越秀。

如刘心武所言，一个民族，它那世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本身谜团重重，“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仍是有关《红楼梦》的百年困惑，这更使得它如断臂维纳斯般更显魅力。那么，刘心武的秦学究竟是否能够成立，看来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两本书的意义也不在其对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以来的百年红学有多少实质性的推进，毕竟游离于实证和考据之外的所谓红学著作离学术规范有一定差距，退一万步讲，刘心武之于红楼文化的普及，应该是功大于过，也就没必要再多作苛求，就当刘姥姥是个远房亲戚罢了。

谁的历史，何来的坏脾气

张鸣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年10月1日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持有不同的历史观。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在官修史书的各朝各代，刀笔文吏们吃着皇粮拿着官俸，便将《二十四史》修成了历代帝王将相的家谱和墓志铭，历史的舞台上似乎也就是秦王汉武唐宗宋祖走马灯似的出将入相。而在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一书中，五四运动不再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或问题与主义之争，“晚近中国”更像是一档“曲苑杂坛”，世间百态如相声小品般说着好玩，又如魔术杂技般耍得有趣。也使得往往给人以严肃之感的历史近乎于“八卦”，着实让人开了眼界。

作为对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这另类首先表现在观察的对象上。全书共分军阀有性格、 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民的世界五章，聚焦的话题和还原的对象将王侯扩展到军阀、土匪、马贼、兵痞、帮会龙头、娼妓、赌徒以及各色乡村能人，更对中华民族中沉默的大多数———患有“失语症”的农民作了历史学层面的病史考察 ，在回答“谁的历史”这个问题上，书中“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甚至“有点下三滥 ”的人们都成了历史的主人公，这显得多少有点另类。

其次，另类还表现在观察的方式上，继作者两年前读史随笔集《直截了当的直白》幽默睿智的风格，本书在闲话历史过程中也是包袱不断，妙趣横生地将历史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侃侃而谈。譬如“军阀有个性”一章中提到张宗昌“军阀体”的所谓诗作《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将一位有意偃武修文的军阀刻画得栩栩如生，堪称绝倒。

全书围绕民国史上的军阀、晚清同治中兴名臣、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矛盾、夫人路线的政坛捷径、贪污腐败迷信陋习等问题展开，以有趣的方式讲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有趣并非是流于浮浅的油滑。无论是讲文人讲娼妓还是讲乡村世界，行文表述跳跃生动，每篇文章收尾则都有太史公式的点评，检视历史上国人的种种劣根性， 检讨困扰着我们的历史甚至现实生活的种种“坏脾气”。

本书虽以“一个历史学者的不合时宜的思考”自谦，仿苏东坡以“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自嘲，实则，诸如官场的排场问题、排名问题、任人唯亲问题、迷信崇神问题，以及学术腐败和教育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无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一点都没有不合时宜。那么哪来的坏脾气呢？书中“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一语道破天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在利益纠纷中左右为难，在难以逆转的传统社会背景下引发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怪现状，形成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坏脾气。这种有史以来的坏脾气一如既往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而当下的历史，又何尝不见坏脾气？也许，在这一点上，这本“大教授的小文章”就显得不那么小了。